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
作者:管理员    发布于:2017-07-10 09:08:44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2009年春,在北京医院一间僻静的病房里,重病中的任继愈艰难地书写下几个名字,交给了我。他写了梅贻琦、胡适、傅斯年,却没有写蒋梦麟。 “我佩服梅贻琦,我不佩服蒋梦麟。”这是任继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我说的。 任先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。一般他只用肯定语,言外之意让你自己领会。然而此时,他却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,对自己的校长提出了指责,语气刚毅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西南联大学人普遍对梅贻琦校长怀有深刻感情,不分“三校”之界限。抗日战争是一场“国难”,我懂得,任先生这话直接针对两位校长在忧患中不同的担当态度。 从东三省沦陷,梅贻琦已知,中国“与日本一战”不可避免。他清醒而敏捷,提前转移清华设备与物资,将预备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长沙去盖楼,为后来的师生提供了战时教学的可能性。梅贻琦也从此肩负起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责。 梅贻琦有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的浩然大气,有八年“不弃不离”的职责坚守。蒋梦麟则初始反应迟钝,致使北大面对“七七事变”猝不及防。及到了长沙,面对简陋的校舍他颇无信心,将“长沙临大”称为“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”。很快,蒋梦麟离开了这条惊涛骇浪中的船。 任先生的话蕴含着对战时大学艰难玉成的体验,及他终其一生对志节的追求。 同年夏天,任先生辞世而去。仲秋时节,我登台湾,代他一一祭扫诸校长墓地。

忧 患

任先生代表着那一代“生于忧患”的学人。在西南联大,他前半段是学生,后半段是教员,与这所大学相始终、共命运八年。 “七七事变,正值暑假。那时我家在山东,回不来了,报纸上有个千赢国际娱乐|亚洲官网,说是北大、清华的学生到长沙去集合。” 任继愈去长沙报到。开学后,爆发了“是上前线还是继续读书”的激烈争论。一些学生上了前线。争论由钱穆作了归结:为国家保住“读书的种子”,用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住在岳麓山寺庙里,夜间,任先生听见虎啸,早上出门,看见寺院外树枝上的虎毛。在这半壁山河里,他兴致盎然地考察,看到儒道释同居一山的景观。当时,他离毕业还有一年,正在考虑自己在哲学中的研究方向。 任先生有一张刚到达昆明时的纪念照片:一个穿着灰白色棉军服的青年。那套服装是当年长沙临时大学的“步行团”离开长沙奔赴昆明的时候,张治中将军送给他们的,一人一套,还有雨伞水壶等行军装备。 日本飞机轰炸长沙校舍,对学校大有跟踪追迹歼灭之意,“长沙临大”大批师生家属从香港绕越南去昆明,同时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转移。 这是一个悲壮的支撑。学校当局认为,如果全体人员都从海外转移,那将是一种耻辱。必须有一支人马代表着这个学校,从还存在着的国土上走过去。 闻一多等选择了步行,任继愈选择了步行。在采访中,我发现很多有志向有刚性的学长都选择了步行,也许是步行练就了他们后来的刚性和志向,也许他们本来就有些与众不同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任继愈说:“当年国弱,而‘民气’依然不可被征服,是当时鼓舞和支撑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。”步行团走过贵州,一路上见到人民背盐为生。“我看到中国的民气始终不衰,穷困是穷困,志不穷,人穷志不穷。所以骂人当汉奸是最重的一个词,比骂他祖宗什么的都还重。” “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——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。老乡们也是这样。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。当时的生活很困难,很痛苦,但是日本人来,他就不能忍受。打日本,他们是很积极的。有志气,民族志气。那时候,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里头,不光是在上层。所以我从那时起就专攻中国哲学史,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。” 正是通过步行,任先生对这个苦难中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理解与信心,从而选择他一生的事业。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,在那个时代不罕见。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中坚。 西南联大文、理、法学院在云南蒙自栖身时,师生们常去一个小铺喝粥。吴宓教授为小铺主人写过一副对联:“无名安市隐,有业利群生。”任先生专门讲了这件事。他说,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辈,他常与联大的师生们交谈,从时事到历史。 那个时代的大学鸿儒,对于边地和民间具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、欣赏。大学“南迁”之旅,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走出了象牙塔,士大夫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、相激励,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。 任先生坚持着这条“接地气”的道路。他曾对我说:“我很喜欢云南人这个民风,非常朴实,这个非常可贵。”令先生深深怀念的,是当年战时大学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浓郁氛围。 在《〈西南联大启示录〉观后感》一文里,任先生写道—— “抗战胜利后,日本投降,西南联大解散。三校各回原址办学,生活条件、教学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。三校分开后,各立门户,日子过得还不错,总感到似乎还缺少点什么。西南联大的形象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,历久弥新。”

淡 泊

看一个人对什么事情重视、投入,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。 摄制电视片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是一个艰辛浩繁的工程。我从1998年开始拍摄,到2003年春天在央视播出,其间三次率摄制组采访任先生。他从来没有说过:“为什么不准备周全了,一次问完?”其实,他是有理由这么说的。 任先生是以导师的睿智,海涵与宽容着我步步深入的认知过程的。我访问的内容,从他参加“步行团”的一段经历开始,到总结阶段讲释冯友兰碑文。而最后一次采访,是央视10频道《探索发现》栏目已决定播出,在改版时,需要添加“师生撤离”的细节,我又来央求先生“临阵填空”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任先生从来没有以“大人物”自居,而是把自己当作是西南联大的一砖一瓦,随时可以添上。他还提供给我一个珍藏本,是日军进北京时拍摄的,那些千赢国际娱乐从来不曾问世。 2002年秋,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在北大勺园会议厅开研讨会,名家云集,大家都等着任先生来发言。我电话催促,任先生说,因夫人冯先生有恙,故不出门了。 2003年初春,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由于一些史实上的异议播出突然遇阻。寒风凛冽中,任先生出现在北大图书馆的石阶前,他一手拄杖,点路前行。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,却不要我上前搀扶,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,走进会议厅,来参加这个应对“播出遇阻”的校友理事扩大会。 沈克琦先生告诉我,任先生一般都不参加校友会开会。 疾风知劲草。会议上,任先生第一个发言。凛然而来,开口却和顺。他说:“《启示录》是很有意义的好片子,应该大力宣扬。” 任先生让我明白,如何用不张扬的语言,讲出那种“有骨头”的话来。 回到昆明,我给任先生打电话。他问:“咱们的《启示录》怎么样了?”他把这部作品称作“咱们的”,给了我勇气和温暖。 在诸多老校友们的大力争取下,《西南联大启示录》最终重获生机,进而获得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任先生给我他写的评论文章《〈西南联大启示录〉观后感》,却又告诉我:“不发表,是给你看的。”在文章中,他以历史“见证人”的身份表扬这部纪录片,说它真实,不张扬,是“集腋成裘”“积沙成塔”之作。任先生还说,我是“用西南联大的精神制作这片子”的,对我勉励有加。文中没有直接批评“不足”,而是提供大量史实补充了西南联大的“文科成就”,这一方面至今为人们所忽视,也是片子的不足之处。 任先生注重内在传承和知音交流,类于古风。他貌和神谦,内藏铁骨铮铮,将信念贯穿于学术与人生。 “中华民族发展至今,有两个追求是独特的:一是重‘统一’,一是重‘气节’。凡时局动荡、朝代变迁,英雄和诸子百家,都是力图统一天下的。只有‘统一’,才能发展。对中华民族而言,统一是正常的,不统一则不正常。在这些动荡中,‘气节’,是中国人重视的精神情操。” 在文化与“气节”的关系中,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价值的取向。王国维曾说过:屈、陶、杜、苏四人,即使没有文学天才,凭他们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惊天动地。我将自己的书送任先生,他说:“你的笔很野。”我一愣,他却说:“这很好,别人想野还野不了呢!” 任先生曾对我说:“你到北京,就到家里来。”但有些人拟托我请先生“吃饭”。他却摇头拒绝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任先生深谙进退之道。到晚年,他精简人生,采取了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智者抉择,以高龄之身主持编撰巨型经典,保持自己宁静的环境。 有一次,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,小保姆说,爷爷散步回来,正躺在沙发上休息。 我说,等会儿再打吧。任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身,接过电话,和我谈起他新注的《道德经》。一周后,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就寄到我手上。 任先生说,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,可是有人将所焚之书的内容背下来,口口相传。这就是“诗书丧,犹有舌”。《尚书》,就是这么来的。他以史为据,点明了知识分子对一个民族所负有的责任,那就是创造和传播文化。 在我与任先生的接触中,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袭用古人的名言来说自己的观点。他总是说“大白话”,就像《菜根谭》,用最浅显的话。这是他已经形成的文化格式。这使我想到老子的“大音希声”。体味先生的深意,我以为: 一、是在学术上的身份清晰。他是现代人,是研究者,不是重复者。 二、是自信。他认为,以自己的语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观点。 三、是区分。他认为,古今有别,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现代的事物上。 四、是重“现在”。他认为,活生生的现实正在发展之中,现代人应当使自己处于一种不断探索与发现的状况下,而不是抱着守旧的陈调。 任先生的“内养”达到了举重若轻的境界。他不用那些张扬的语言,也从不给别人以紧张感,总是淡淡的,轻言细语,时夹以“哎”,表达一种会意。 中国古人以“气”论“道”。任先生正是一个“打通了气脉”的知识分子。这股“气”贯穿他的学术生涯,支撑他的多舛人生。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静下来、完成一点事情、抓住岁月的道与德之师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与任先生的情谊,令我想起那句古话:“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

高 远

任先生的儿子任重对我说:“你每次来,他都特别高兴。他喜欢跟你谈话。你们俩的思想是一样的。”与先生在一起,可纵情“高谈阔论”。 任先生终其一生研究“老子”。他的态度及语气却是“节节退后”,越到晚年,越觉得难解。每出一本新书,都会说自己原来的理解还要商榷。这种治学的精神,今世还有几人? 老子说,道是“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”。这个意思包含了世界的变化,顺势而成的规律,不拘一格的思考。老子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,诸如亏盈之道、祸福相随、事缓则圆、否极泰来等。在西方的哲学里,是找不到“应对”语汇的。 南沙沟玉兰开了,清茶相对,坐在客厅里,周围是“国图”的那些大书柜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我信口说:“道”就是智慧。“诸子”都是思想。而思想是受“道”所统领的。所以,孔子求教于老子,“诸子百家”不与老子辩论。无论从个体生命,到世事沉浮,天下归属,无不与“道”有关。曹操、韩愈的文章大气磅礴,皆与“道家”相通。陶潜的诗受人喜爱,因他有“纵浪大化中”的理念。大乘佛教和禅,都有道家的影子。 任先生高屋建瓴,经世致用。他说:如果没有道家,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会更加残酷。是道家的理念,给了社会、人民与文化休养生息的空间。 我对任先生说,我是离不开山水和自由的。 任先生笑云:这就是“道”啊! 冬天的昆明,我在翠湖畔,举着手机,让任先生在京城听见海鸥的鸣叫。 夏雨飘落,我在信中寄上缅桂和茉莉的小花。任先生告诉我:“花还没干,还有香味。” 任先生多次对我说:“我们有缘。” 我问任先生:“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吗?” 任先生欣然道:“你是入室弟子。” 任先生的哲学与宗教,门下自有高足。我是“跨界”的,一名“晚弟子”。 冯先生猝逝,我惴惴地去电话吊唁。任先生平静地说:“年纪大了。”一句话,表明了他对生死的“平常心”。 后来闻知,任先生在休息两天后,依然每日编书不已。 最近,任远、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体上披露了任先生的当年笔录:“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。”看到先生的遗笔,墨淡纸轻,而骨子里的清香却悠悠透出。 对于这段往事,有些人曾捕风捉影。而在任先生看来,这不过是“工作”。多少年来,他不愿意向同人及学生提及此事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任先生在注明里写道:“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,未记录在其中。”这简单的一句话,省略掉了当年毛主席对他的好评。这是何等纯净的心灵境界。当时他43岁,一位中年的哲学教师。 任远与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话,令人掩卷沉吟: “人渐行渐远,凡事早该尘埃落定,时间,改变着一切。但是有时候正相反,过去不注意,没有深入考虑的事情,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回忆过程中,倒是觉得线索明晰了。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谈话记录最近被发现,让我们联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,也对这几十年父亲的思想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” 任先生人走了,还在给这个世界注入清新隽永的启示。这就是魂魄不灭吧。 2017年2月雨水于昆明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

两校校徽

2007年秋,我至南沙沟。坐定捧茶,取出新编的光盘合订本《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》面呈任先生。他约略一翻,说“等一下”,起身出了客厅。 任先生再来,手心中捧着东西。到桌上一展开,是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的两枚校徽。颜色有别,分别为学生和教师所佩戴。 随我同去的记者们都上前去拍摄。我也拍了几张。 众人拍摄毕,任先生将两枚校徽再拿到手上,他拉起我的手,打开我手心,将校徽放到我手中说:“昨晚接到你的电话,我把它们找出来了。就等着今天你来,送给你。”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见我愕然,任先生说:“这两件东西,送给你是最合适的。因为你有这个感情。一枚是我当学生的,一枚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的。背后的号码就是我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。这都记载入档的,在联大档案中能查到。” 任先生还说:“西南联大只有八年,像我这样上完了学,又留下任教的不多,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。”事后,他对女儿任远说:“那两个校徽我给张曼菱了,我觉得给她最合适。” 简洁的三角形带着一种纯正的力量。任先生说,那后面的小铁杠,可以纽在当年人们的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。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别针。 任继愈:中华民族有两个独特追求,一重“统一”,一重“气节” 次日,在“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”的大会上,有人交给我一只信封,打开是一小札——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。这奇迹无非是“五四”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续。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。 任继愈 二〇〇七年 任远告诉我,她的父母晚年最常讲的一个字就是“寂寞”。我明白,这是“同道者稀”。
学人小传 任继愈,著名哲学家、宗教学家、历史学家。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,曾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,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获硕士学位。1941年至1964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。1964年至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。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。曾任北京大学教授,中国宗教学会会长,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,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,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。因病于2009年7月11日凌晨4时30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93岁。 任继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、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,学术成就卓越,影响深远,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,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。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,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。他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,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,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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